前言：８９年前，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上海小组“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姐夫袁振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曾任《新青年》与《共产党》这两个重要刊物的编辑与撰稿人，但因为自１９２１年８月他去法国留学以后就与中国共产党自动脱离关系，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起时的作用。为此特撰此文，以纪念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作出的贡献。
袁振英（１８９４－１９７９年）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村，父亲是清朝秀才。１１岁那年随父亲到香港。后来进入以英语教学的香港英皇、皇仁书院学习英语，毕业时，全港高中统考，他获第一名。在香港学习期间，受清末革命思潮的影响，姐夫与几位有志的同学组织了“大同社”。
当时香港人普遍认为学英语是谋生的捷径，三数年可谋得职业，廿五年便可“食长粮”（退休有养老金）。但姐夫作为一名东莞人，骨子里深以祖先袁崇焕为傲，他认为那些人学英语为留香港作“洋奴”很可耻，因此１９１５年高中毕业后，他毅然回到祖国，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
初入学时北大校风不好，他便和几位同学组织“实社”研究无治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影响了众多北大学子，其中包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谋职的毛泽东。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重整校风，并聘用一批知名教授，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辜鸿铭等。这样，《新青年》杂志自然也从上海迁到北京。不久，袁振英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译作，当时能在这本杂志上面发表文章的学生极少，姐夫曾自称“学生中亦我一人”。他的英语水平及激进思想令胡适和陈独秀刮目相看，袁振英也因此和陈独秀、《新青年》的关系变得密切。
１９１８年，姐夫的毕业论文《易卜生传》在《新青年》发表。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易卜生的戏剧与思想对于消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禁锢，树立男女平等的新观点以及唤醒国人的个性与自主意识等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鲁迅在文章中曾说：“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６月，《新青年》突然出现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易卜生传》一版再版，而“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这句话也成为众多追求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年轻人案头的座右铭。姐夫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１９２０年７月，姐夫从海外工作归来，路经上海，遇到了他在北大时的老师陈独秀。陈独秀力邀他担任《新青年》杂志中“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编。在此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姐夫从一位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活跃、专注的共产主义运动推动者，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新青年》１９２０年９月复刊后，这家中国最著名启蒙杂志的政治信仰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出现更是让杂志的布尔什维克色彩变得无比鲜明，并成为该杂志政治信仰转变的标志。“俄罗斯研究”中的文章大多是翻译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周刊中的稿件，这些文章让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并能够读到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文章，使中国人有了一个了解真实的苏联的途径。
在共产党筹建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蜜月并不长，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当时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姐夫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他曾回忆说：“我们共产党小组有两个机关地点，一个是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一个在旧渔阳里；一个是挂着《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招牌，一个是挂起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用以遮掩法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耳目。”这两个地方都有姐夫的身影，他既是《新青年》的撰稿人与编辑，又是外语学社的教员。
１９２０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有苏联的维经斯基也要来广州，但他俩语言交流有困难且都听不懂粤语，恰好此时孙中山先生邀请姐夫担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姐夫擅长英语、粤语，在广州便于为他们做翻译，因此姐夫便来到广州。１９２１年１月，年仅２７岁的姐夫正式出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他主张中学男女同校，顶住社会舆论压力开了中国中学男女同校的先声。同年夏天，姐夫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留学，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学习，三姐黄式坤与之同行，也在该校学医。
在法国期间，陈独秀之子延年、乔年来信叙述他们与周恩来在法国组织共产党旅欧支部。姐夫因为里昂离巴黎较远，且博士院功课繁忙，只是去信祝贺，没有参加，从此与共产党悄然分手。对于脱党原因，后来他解释说，主要是因为“喜欢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来研究，适应不了共产党严格的纪律。”但此后，他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心却一直在共产党这一边。
１９２６年北伐时，武昌的邓演达电报请姐夫担任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教官，国共分裂后他和三姐不得不回到广州，在暨南大学任外文系教授，讲授俄国文学等课程。后来，他在青岛大学教书，蒋介石密电他到庐山，要他担任南昌航空委员会编译科长，他因反对蒋的独裁，弃职潜逃。
１９２８年，某书店人员因出售共产党书籍而遭逮捕，姐夫出面去保释，却被当局陈济棠认为是共产党重要分子，拘捕入狱，判死刑，后来迫于社会各界的营救，陈济棠改判他在虎门软禁。
抗战开始后，广州沦陷。姐夫到香港避难，组织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并任教务长。及至香港沦陷，学校迁往内地，只给姐夫一个人的路费。而此时他一家五个孩子，七个人的路费支付不起，只好全家回到沦陷区广州，在广州大学教法语。
解放之初，姐夫失业。五个孩子，一个儿子病重，只靠三姐行医养家。姐夫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我当年在香港的同学，留港做事，现在都拿退休金。我因为爱国回来，反而落得这般下场。弟弟擢英劝我去越南，我不愿做法国人的走狗，台湾傅斯年要我去，我不愿……”周恩来派人安排他工作，先在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后到广东文史馆工作，是广东省政协的列席代表。
姐夫对周恩来充满敬意，文革时他在学习班交代“罪行”，提到周恩来把他介绍给叶剑英，为自己安排工作之事。工宣队说“你不要讲周总理介绍，讲就有罪。”他说：“我觉得奇怪，我问良心，对得起党和国家。”周总理逝世后，他家中楼梯墙上贴满了报道总理逝世的报纸。北京开周恩来的追悼会时，他把家中各人，包括妻子黄式坤、十多岁的小外孙和保姆喊到他房中静听收音机，神情十分肃穆。及至１９７９年他逝世，遗物中还保留着１９７６年北京人民“四·五”追悼周总理的小册子，这在当年是禁书。
姐夫是个学者，在他身上学者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表现的无比鲜明。现在我们能收集到的他的著作仅仅７６篇，但内容却很广泛，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比如，在１９２８年姐夫曾写了《性的危机》，文中谈到节育与文明的关系，比著名学者马寅初关于节育的主张还要早。
姐夫的晚年，是文史馆公认的“疯老头”。众人眼中的他，甚少与人交谈，只见他匆匆地进出，常常挟着一大叠报纸。他喜欢到广州烈士陵园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静坐良久，心中和那些已成为烈士的老同学们对话。
